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

1985年5月,拳王阿里再度访华,访问了上海精武会,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。1986年,阿里三度访华,同年6月,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:恢复拳击项目。一个月后,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,一纸“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”:“余吉利,男,1930年10月生,浙江省定海人,无业。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,现住蒙自西路41号。余因企图偷渡问题,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,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。经复查,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,是事实。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,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,应予纠正。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。”

1987年6月,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,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。1997年,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。这时候,余吉利才刚刚发现,自己没有退休金。

2007年,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,一个念头愣愣出现: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,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,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就没什么稀奇,那只是我们传统的因循。

2007年,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,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。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。在台湾拳击手眼中,拳王永远是拳王。他不会知道,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。那一阵,在朋友们鼓励下,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,这次,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。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,都被转回区教育局,随后就没了音讯。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,学校告诉他,档案已在“文革”中遗失,没了依据。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,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。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,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,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,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。

我最不会安慰人,不知说什么才好,尴尬间,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,我不由转了话题,“现在开放‘香港自由行’,你后来去过香港吗?”

我突然想起听过的另一个“香港故事”。二嫂告诉我,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,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。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,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:“我想去香港,吃一块牛排,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。”这句话被人揭发,他在“文革”中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最后,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,自缢身亡。后人提起创作室,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,无人再提张国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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